邵老夫妇在浙江杭州的房子被征收了。选择货币安置后，他们获得了393万多元的补偿。但是四年后，孙子把他们告上法庭，说爷爷奶奶被拆的房子是父母盖的，双方之前同意把房子都归他，所以拆迁款也应该归他。那么，谁应该得到近400万元的补偿呢?

　　80多岁的邵老夫妇有四个儿子。孩子成年后，邵老夫妇分居，并与他们签订了协议。其中，他们同意三个儿子邵国勤(化名)以父母的名额进行房屋审查，但邵国勤出资建设。建成后，他们由父母支配，然后在父母去世后归还邵国勤。

　　第二年，房子建成，由邵国勤夫妇占据、使用和利润。邵国勤病重后，邵老夫妇再次与邵国勤的儿子邵飞(化名)签订协议，同意房子归邵飞所有，邵老夫妇以后要配合完成转让。

　　2013年，房屋被征收。邵老作为户主，与征收部门签订了《安置协议》，选择了货币安置，实际收入补偿393万余元。这时，邵老夫妇没有把拆迁款转给邵飞，因为他和三个孩子的家庭发生了冲突，没有就拆迁款的分配达成一致。

　　“房子是我父母盖的，我也同意房子属于我。爷爷奶奶为什么把钱都拿走了?”2017年3月，邵飞起诉邵老夫妇。

　　法院经审理认为，邵飞及其父母已在村里享有宅基地，约定将涉案房屋转让给邵飞违反“一户一宅”的法律规定。因此，该协议无效，但协议约定的其他内容具有法律效力，涉案房屋的权益应属于邵飞。因此，除以安置人口为计算依据的补偿项目外，安置补偿应归邵飞所有。

　　据法院介绍，36.6万元以上的货币安置奖励应归被安置人员所有。此外，租金补贴、临时过渡费、搬家补贴等24000元左右以安置人口为基准计算，也应归被安置人员所有，即邵老夫妇，因此邵老夫妇总额超过39万元。因此，法院判决邵老夫妇应支付邵飞的各种损失共计354万元。

　　随后，邵飞再次起诉，要求邵老夫妇支付拆迁款利息，法院判决老人向孙子支付超过67万元。

　　经过两次诉讼，邵老夫妇发现，房屋拆迁后，他们不但没有住房，也没有领取补偿，反而“倒贴”孙子20多万元。

　　“这是不合理的。拆迁补偿，除了房屋本身的价值，应该是拆迁安置人员的安置补偿。”2019年6月，邵老向杭州市检察院申请监管。

　　为了查明事实，检查人员查看了案卷，多次走访当地，批准了事实。调查显示，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的利益一般可以分为两部分:对旧房的补偿和对拆迁安置人口的补偿。邵老夫妇与儿子孙子协议中转让的，只是基于建房造成的利益，他们仍然保留基于身份的安置权。

　　因此，双方最大的争议在于如何定义拆迁安置的人口利益。检查人员认为，货币奖励只是对货币安置的额外奖励，而不是对安置人口的补偿。邵老夫妇作为货币安置人员，对租金补贴等24000元的安置奖励只有366000多元，显然是不合理的。想象一下，如果邵老夫妇选择调产安置，轻松重建房屋，他们将失去作为安置人口的利益，这显然不符合拆迁安置的目的和原则。

　　随后，检查人员依法行使核查权，向拆迁单位询问拆迁政策，并要求拆迁实施单位出具书面说明。

　　根据政策表明和相关补偿协议，可以证明未建房的安置人口在拆迁过程中每人可以获得48.4万元的补偿。因此，检查人员认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与未建房的安置人口补偿政策相比，在安置补偿协议没有明确安置人口利益的情况下，确定安置人口利益更为合理。因此，邵老夫妇应得的安置补偿金为96.8万元;此外，以安置人口为基准计算的租金补贴、临时过渡费、搬家补贴费等费用共计99万余元。

　　杭州市检察院于2021年1月提请浙江省检察院抗诉。2021年12月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拆迁补偿中的99万余元属于邵老夫妇。

　　2022年8月，检察机关还对邵老夫妇拆迁款利息案发出再审检察建议，前几天案件被改判，最终他们需要支付的利息损失降至19万多元。